网易《知道》工作室

作者|张晶

7月14日，华大基因在深交所敲钟上市，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两年前，梅永红在山东济宁任职五年后，辞去济宁市市长一职，南下深圳，履职华大基因。

消息一出便引发关注。在旁人看来，一名在国家部委工作23年，42岁便成为省部级后备，又有地方主政经验的青年干部，没有理由离开。

他沉默两年。

今日，梅永红打破沉默。

接受网易新闻《知道》专访时，他说，他用十年时间，才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地方任职五年，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

他奉行他的理想主义，用这种方式与这个世界交往，试图改变，时感挫败，又不愿苟且。褪去官服，他选择归零，重新上路。

从梅市长到梅叔

8月10日上午十点，深圳华大基因总部，梅永红来得比平常晚一些。他背着电脑包从车上下来，身穿印有华大基因LOGO的藏蓝色T恤，准备爬楼。他的工位在八楼。

当天凌晨一点半，他刚从昆明飞回深圳。梅永红的助理宋峰峰说，梅叔最近瘦了十多斤。

2015年9月12日，梅永红入职华大基因。同事对他的称呼不一，梅司长、梅市长、梅主任、梅老师，华大基因的员工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大家商量了一下，称呼“梅叔”。

宋峰峰第一次做高层秘书，有些忐忑，向梅叔汇报工作时，梅叔有时会沉默，不批评，也不生气，“摸不透。”这种沉默让宋峰峰更加不安，他形容梅永红的这种气质为“不怒自威”。

梅永红入职第二天便飞往新疆，他急于做事，短短两年内动作频频。

2016年3月底，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农业集团成立，梅永红出任华大农业董事长。华大农业依托基因技术，全面推进现代农业；10月，梅永红执掌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库开库，成为继美国的NCBI，日本DDBJ和欧洲EBI之后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库，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大的基因库。

梅永红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外出差，每天工作不低于10个小时。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工位在一个靠窗的角落，桌上码着几本书，一些文件。与其他领导的工位相比，梅永红的工位更为整齐，这是他体制内工作留下的习惯。

有时他会在旁边的小白圆桌上接待客人——这是他最舒服的工作状态。

1999年，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1%部分），汪建创建华大基因，使中国成为继美、英、日、德、法后第6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

2003年抗击非典中，华大基因第一时间破译了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成功研发并向政府捐赠价值逾20亿元30万份诊断试剂盒。

因此历史，谈到目前自己的身份，梅永红更愿意认可“企业管理者”，而非“商人”。

梅永红在多次演讲中谈到一个人——华大基因灵魂人物汪建。

华大基因上市后连续19个涨停，汪建的身价每天以亿为单位上涨，却被称为“最穷的富人”，他在深圳没有车，也不买房，出差只坐经济舱，带两条速干裤，从不用行李箱。

他还给自己做一块“墓碑”，上面刻着“1954—2074”，给大伙讲他要活到120岁的事。

汪建在华大基因上市演讲中承诺，他个人在五年内不减持，并主动提出“想给自己升个官儿”——在深圳残联副主席的职位前加上“常务”二字，目的是“把新增基因性残疾减少、清零；把残联搞小、搞没；升官再把这个官搞没。”

梅永红说，他喜欢与纯粹的人打交道，与汪建为伍很大程度源于此。

很多人问梅永红，离开体制后悔了吗？他说，“我选择离开体制，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心灰意冷。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来华大，来华大做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成就新梦想的平台，追求的事业能让我感到满足，我不后悔。”

他坦言，企业的工作压力比做市长时要大。“企业要生存下去，每天睁眼你都必须面对生存压力，保证这么多人活下去，还要满足客户需求。”梅永红说，管理城市的规则已成型，市长只要遵从规则就可以，手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发号施令，但是企业手里可调配的资源非常有限。

“很多事情不是你发号施令，是你要身体力行。” 梅永红说。

华大技术需要落地，与地方对接进行试验示范，有时需要求人，梅永红有过纠结，他提醒自己，“你的身份改变了，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公民意识

在华大基因关于梅永红履职华大的公告中，汪建对梅永红在部委长期工作积累的科技管理经验、战略运筹等综合能力十分看好。

梅永红时常会想，如果继续留在部委，今天可能不会和华大站在一起。

幼年梅永红生长于湖北黄梅，18岁离家，赴永利集团官网入口农学系读书。同窗杨祖荣对梅永红大学时期的拮据印象深刻。

他回忆道，武汉的冬季阴冷，很多学生衬衫外都套上毛衣，梅永红没有毛衣，衬衫套衬衫，套了好几层。

那是个“大家都穷，富也富不到哪去”的年代。梅永红担任学校《华农青年》的主编，喜欢卖弄文笔，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文笔颇受学生喜欢。

“那个时候傻傻的，谈不上积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排遣。”梅永红谈起20岁的自己，嘴角泛起笑意，一如往时的少年。

1987年，农业部从九十多名同系学生中，选中了梅永红。同年，梅永红从华农毕业，进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任技术员，开始23年的部委生涯。

1995年，梅永红调任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处副处长，两年后，转任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此时，32岁的梅永红工作十年，已是一名年轻的正处级干部。

在这一年，梅永红开始写大文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战略政策。他说，参加工作十年，他才变成一个社会人，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

梅永红想唤醒更多的人。他用十五年时间，鼓吹自主创新，呼吁人们对自主品牌予以关注。

他对数字敏感，擅长举例，习惯反问，讲话的气势很足，这让他的理念听上去更有说服力。

“一个人起初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当你的知识和眼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会发现你在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活。”这是他工作的第一个十年。

网易新闻《知道》在中国知网检索到40篇梅永红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八成涉及科技、自主创新、体制改革等话题。

梅永红在任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时，公开发表《关注“吉利现象”》，文中颇为犀利地指出，从官员到普通百姓，都以坐外国车为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反映；对自己的品牌不珍惜，不愿付出努力，倚靠在别人躯体混日子，说到底是寄生虫。

今日说起这段历史，梅永红依然忧愤难平，手指狠狠地点着桌面，“我们为什么要把奥迪变成省部级官员的标配，为什么要把日本的考斯特变成政府公务用车的标配？”

他协调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品牌，负责采购的同志告诉他，“只要自主品牌比外国人的车好，我就买。”

“从北美到西欧，任何一个能造车的国家，有哪个国家主体的公务用车是国外品牌？”他干脆自己花12万买了辆奇瑞车。

有人评价梅永红的做法很“书生气”，还有点愤青的味道。他不予理会。

“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不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一定是全体国民的事情。每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他这样说。

2006年起，梅永红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司长，“你要研究和制定政策，要去推动体制改革，有点顶层设计的味道。”梅永红开始从更宏观的层面了解这个国家。

第二年，梅永红成为省部级后备干部。40岁做到一个大部委的司长，在国家部委里并不多见。梅永红离京赴鲁西南时，已经担任四年半的司长。

那时，他还不曾想过，几年后主政一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自己，回头看当初制定的政策，会生出新的认知。

“宰相起于州府”

去年五月，梅永红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上面覆着绿叶，下面是黄灿灿的杏子，那是山东济宁的一个开荒农民王德红自己产的。王德红费了一番功夫，在网上找到华大的地址，拿捏不准，还是寄了过去。

梅永红很感动。他的微信昵称仍是“微山湖”，时常想念那里的万亩荷田。

时间倒退7年，他对济宁的认知还停留在网上检索的几个关键词。济宁的老百姓也不曾预料，这座鲁西南的小城，将要空降中央下派的一名大员。

《人民日报》记载，201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全部采取正式任职的方式。

参加交流任职的66名干部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平均年龄46.5岁。梅永红便是其中之一。

据《济宁日报》记载，2010年11月初，山东省委批准，梅永红同志任中共济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任职确定之后，梅永红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这个城市是孔孟之乡，煤炭产业比重比较大，“当真正深入进去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直观了。”

“一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文化和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交通也非常发达的地方，以挖煤为主，显然难以为继。”梅永红说，济宁的产业结构一定要改。

2011年1月，履新未满3月的梅永红以代市长的身份在济宁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有梅式风格。他用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阐述新一年的施政纲要。报告重点提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新兴产业成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梅永红了解到，济宁的工业税收中，70%出自煤炭产业，“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市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多高。”

他在华大股份2017年中会的报告中谈任职济宁，“我这个人有洁癖，看不惯的事情一定要改变，五年，每天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如何改变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我觉得没做好，但是可以做好，我一定会寝食难安，我就是在这种纠结和挣扎中度过的。”

有人对梅永红的举措评判不一。部分人认为，挖煤虽然环境差一点，但是马上可以有收益，梅永红在这个问题上很书生气，开始有抵触情绪。

“我不认为挖煤是一个好选择，它虽然收益最快，但你能给那个地区带来更长远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我们为什么不去努力？”

作为一方官员，梅永红的理念与官场的某些评价机制并不契合。“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任期决定了我们的状态。你很难评判一个官员做的这个事情对还是错，你做的事情，是否对得住良心，不是你这一年或者两年，你可能要放在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尺度下评判。”

在执行层面，“有的能沟通，有的不能沟通，那就按法律政策办事，当然还有强压，毕竟是市长嘛。”当时身在那个处境，梅永红的压力并不小。

2013年，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刊载了时任济宁市长梅永红发表的一篇文章，《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在科技创新上做文章》，该文一改梅永红大开大合的风格，措辞颇为严谨，“矿竭城衰”四个字立于文首，行文缓而重。

那年7月，美国惠普软件投资20亿美元的惠普人力资源与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济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外资项目单体最大的高端外资项目。

该项目在济宁引发“惠普效应”，中兴通讯、大唐电信、美国甲骨文先后落户济宁，15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向济宁靠拢。

不断丰富的经历开始修正他之前的认知。他深切理解“宰相起于州府”蕴含的道理。

梅永红后来反思，之前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有过不接地气。政策好坏，不在条文本身，而在能否执行。很多需要执行落地的政策，总是悬空，这个悬空是政策制定考虑太理想，实际却因地域文化差异，难以执行。

“做事比做官重要”

2014年国庆假期，梅永红拎着几个包裹，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一个人坐火车回黄梅老家，路过大别山，远处青山隐隐。这一年，梅永红琐事缠身。

他到武汉时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家。杨祖荣说，梅永红是他见过最不像领导的领导。

“梅永红给自己定了条铁律，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杨祖荣说。

济宁农民王德红回忆，连续两年春天，梅市长带着小女儿来山上种树，没有别人跟着，有时在市里见他开着一辆旧奇瑞车，“从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官。”

梅永红说，他从未把做大官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试图扭转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利用职权让他们（家人）有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我确实没有，这使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有怨言。”

他说，即便在部委工作23年，对官场的认知尚非常有限。

梅永红不得不承认，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无论市长还是书记，个人的改变都非常有限，尤其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很难摆脱。

“我讲的不仅仅是我在这个地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即便有外来的干部，但是它总体的人际关系是当地的，基本上人跟人搅在一起，我相信几乎很少有人在这种关系中能够超脱出来。他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他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梅永红开始体会，几千年农耕文明积淀下的小农意识对现实的牵绊。

地方工作五年，梅永红第一次想要离开。梅永红在部委工作23年，36岁担任科技部办公室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41岁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体改司司长，他希望回到业务口，“之前在农业部科技部，一直做业务工作，我觉得业务口更适合我。”

另一方面，梅永红希望做事时有更多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接受支配。

梅永红曾与汪建长谈多次。辞官前半年，他决定离开体制，“我在体制内一路走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专业的事，做自己更能掌控的事。”

曾经有人解读梅永红的离职与收入偏低有关。梅永红回应，离职并非由于体制内待遇低，谈市长月薪七千的话题，只是让人们认识问题及背后的制度原因。

“我不赞成高薪养廉，但一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上有老下有小，权力那么大，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四五千，你认为这是合理的收入水平吗？”梅永红解释。

有些人谋官跑官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他谋的不是做事的平台，他谋的是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大的权力，住更大的房子，坐更高级的轿车，老了以后能住更高级的病房。”梅永红说，“合理的追求利益是正常的，但是通过权力来获取，这就是问题。”

很多人觉得梅永红辞官可惜。他一直倡导一个观点，做官仅仅是一种职业，不应被赋予更多意义。

“做官就是高人一等？一个企业哪怕再大，不如一个芝麻官，好像做官天然的为公，企业就是为自己。”梅永红不以为然。

“当这些企业创造社会财富，解决就业，大量给国家贡献税收，来增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结于它的身份呢？”梅永红说，同样是做事，人们不应用是否在体制内作为评判一个人做事的初衷，也不应用企业性质评判一个企业做事的价值取向。

回归

辞官后，梅永红南下深圳。第二年，华大农业集团成立，梅永红出任董事长。目前，华大农业尚处布局阶段。

他用三十年兜了个圈子，回到原点。

梅永红说，他的骨子里依然是农民，他对农业的思考从未停止。

他的老家在长江中下游，稻田在低洼地，进去以后水没到大腿根，梅永红不到10岁就在这样的稻田里插秧。

当时，梅永红的个子比粪桶稍微高一点，从家里的厕所挑粪往田里撒，粪桶磕在石头上，溅了他一身污物，稼穑农桑在他看来“不浪漫。”

即便辛苦，他依然吃不饱，夏天一定要吃一顿粥，秋冬一天两顿饭。

“大学毕业之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跳农门，希望摆脱农业，希望不再做农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吃得饱，穿得体面是他的梦想。

直到他身居庙堂，主政一方，他才从更高的眼光看待他经历的一切。

梅永红提到任市长时的收获，反复谈到国民性，他说国民性有两面，一面狭隘，一面朴实。

2011年年底，微山湖当时作为南水北调东线的一个输水渠道，为保水质安全，政府要求对湖里的网围养鱼做清理。

梅永红说，他们一百个不愿意，最后都服从大局，把网线扯掉了。有的农民一边扯，一边哭，祖辈“靠湖吃湖”的生计要断了，政府给的补偿远远不够。

“每次想到这个，你就觉得为他们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他很感慨。

他说，“农民是个特殊的群体。在过去70年，农民一直是牺牲者。我小时候，家里有地，也有劳力，为什么吃不饱？因为生产的粮食棉花首先要交给国家，即使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也要完成上缴任务。前30年，我们通过农业赋税、工农产品剪刀差，让农民交得多收获少，完成中国的工业积累。我们今天谈国有资产，其实我认为最大的股东就是农民。”

“最大的股东”并未获得匹配的收益。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农业中去吗？我相信百分之百不愿意。”

“过去依赖不断的投入，我们在短短几十年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今天农业面临的问题，解决难度比三十年前还要大。”梅永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让农业实现持续繁荣，如何让农民通过农业获得更多收益，如何让农业为全社会提供更安全的产品。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破题。

梅永红说，农业结构的转换，要看要素结构。结构只有土地和农民，永远是传统行业。要素结构里有技术、有人才、有现代的管理方式，它即被赋予了现代产业色彩。

他尝试依托华大基因的科研和数据资源，从育种开始，使农业变得可控，越来越精细，通过不断的试验示范推广，改变一个区域的农业生态，让中国的农民不再靠天收。

梅永红说，三十年，他扎扎实实走到现在，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因为他不想让后来者，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作者：张晶